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到了“拐点”？房价会升还是会降？这是当下社会上热议的一个题目，业内业外都争论不休，即使是开发商的领头人物，都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观点（王石和潘石屹的“拐点”之争，见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25/03501960931.shtml）。身边很多朋友也在问我：“你觉得这房价会降吗？”很显然，房价问题牵动着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神经，尤其是即将踏入社会的80后。

     我的观点是：简单的来谈“中国的房价”会升会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严谨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上（中国的国土面积甚至和整个欧洲差不多），每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都有其不同的特点，甚至每个城市的情况也千差万别，所以宏观上来讲房价的升或跌没有意义。即使放到一座城市里，三环内同五环外的情况不同，城南和城北的市场也不同，石景山和海淀就是差别很大的两个区域……所以说，统计上的“均价”无法衡量出房市的变化，对个人购房决策也没有太大的指导价值。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近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高温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连续的房价飙升留给市场运作的空间也很狭小，大部分人买不起房的事实已经存在，消费者需求已经没有能力将其自身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再加之近期国家实行的信贷紧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购房成本，所以房价不会像过去一样坐火箭似的涨起来了。这种情况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应该是房地产行业的整合与价格的理性回归。但是价格的理性回归要走向何方，是升还是降，我认为各个地区和城市是不一样的，档次不一的住宅楼盘也是会有所分化的。因此，谈中国的房价问题，要分区域来谈，分城市来谈，有时候要分楼盘来谈。

     过去几年，全国各地的房市都在升温，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二线城市如济南、西安，三线城市如东莞、呼和浩特，四线城市……一些城乡结合部的房价都在飞涨。这其中有政府通过抬高地价从中获利的因素，有开发商趁机哄抬房价的因素，也有人们“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在起作用。但事实上，需求的拉动是房价高涨的根本原因。有人说，我是有需求，但是我没钱啊，我买不起，总不能说是我在拉高房价吧。这部分买不起房的属于“自住需求”，除了此类需求，市场上进行购买的还有“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主要是富裕阶层在消费。我之前曾经讲过，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不合理导致了这种状况（见《人人都恨开发商？》http://xuhuawei2006.spaces.live.com/blog/cns!3A0C898CCA274FF4!686.entry）。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由此带来的房产市场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这两部分需求，从而使得“自住需求”渐渐浮出水面。至于市场的总需求会不会下降，会下降多少，目前来看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各个城市也都有所不同。拿北京来说，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以公务员为主体官员阶层，拥有规模庞大的国内驻京办事处、涉外机构，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平均层次最高的白领阶层、科教队伍，拥有数量最多的文化艺术机构和从业人员，这些消费者的购买力都是比较强的，必然会拖起北京的房价（引自《楼市到底怎么了？药方究竟如何开？——关于房地产市场的17个观点与两万言书》，董藩），他们享受了作为全国首都的北京带来的公共福利，为此支付高昂的住宅成本也是合理的。而在一些三四级城市，工业与服务业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居民收入仍以农业收入为主，人均年收入都到不了两万元人民币，房价动辄两三千，就是不合理的。对于后者的情况，长期来看，房价一定有个回落的过程。但是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如果当前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都不发生改变，我认为房价大幅回落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拐点”不会出现。

     从社会住宅保障的角度，局部地区房价居高不下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凸现了目前这种主要依靠市场调控的商品房市场是不健全的。如果财富分配状况不发生变革，那么必然导致中低收入阶层“居无可居”的现实问题。对此，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措施，他借鉴香港的住房政策，指出中国可以由政府提供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不同于我国现行的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联系的“廉租房”，——由政府兴建一批面积在5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供给无力支付市场房屋租金的年轻人或低收入者居住，此类房屋供给完全由政府控制；当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财务状况的改善，便可以到市场上租赁更合适（面积更大，条件更好）的房屋，并且在经济状况许可的条件下，直接购买自主产权的商品房，此类房屋供给由市场主体操作，政府监管，不进行行政干预。由此推断，房屋价格会分流，不同的住宅产品大相径庭：低端房屋（面积小，配套少，条件相对差）由于政府的介入价格下降，从而将开发商挤出该类细分市场；开发商主体主要从事中高端住房（面积大，配套设施好，居住环境佳）的开发，应对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的需求。按照营销学的理论分析，这种设想运用了市场细分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即不再如以往一样把房地产消费市场看成同质的、无差别的市场，而是根据经济状况将其分为若干个不同的细分市场，向他们提供不同的产品与服务，人们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屋，从而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状态。这种设想中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是带有福利补贴性质的，在实施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确保分配过程的公平与公正，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向房屋持有者征税（如物业税），面积越大税率越高，以此来压制投机、投资需求，同时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获得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房的资金。

     总结一下，无外乎两点：一、中国各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所以房价不存在要涨都涨、要跌都跌的必然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总体来看全国各地房价飙升的现象不应该长期存在（如果地方政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麻烦就会少得多）；二、市场均价没有代表性，房屋价格会根据位置、规格、供给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到哪儿去找幸福？》，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的一篇文章。我摘了些句子过来，很不错。对这些有所预见，对大家都有帮助。

     ~~~~~~~~~~~~~~~~~~~~~~~~~~~~~~~~~~~~~~~~~~~~~~~~~~~~~~~

     一个词可以形容多数我们这些年近50的人如何应对有趣得多的工作：差。我们都不同程度上容易受到厌倦、恐惧、疲惫和挫折的影响。我们实际上都在无休止地工作，但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将必须至少工作到70岁，因此前面的路还很长。总之，这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们觉得自己必须向前跳跃，但不知道如何跳跃，也不知道该选择哪种方式。

    ……

    由于我们工作了几十年，因此我们知道工作是什么样，以及我们自己擅长什么。秘诀不是追求某种神奇的转型——1分钟前你还是一位银行家，之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位有机农场主——而是谨慎、实际地考虑什么工作适合你。

    ……

    多数人从一开始就定了型，他们盲目的追求事业，对于其它选择毫无概念。当我20多岁的时候，我没觉得自己在数百个可能性中做出了理智的选择，我只是在努力做一些我认为人们期望我去做的事，以及我的朋友们也在做的事。我的动机是要比自己心目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对手做得更好。

    既然我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再关心这些微不足道的竞争。我目前比一些以往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同时比其他人差，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已不再重要。这一点正在起作用。我开始不那么关心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一点也在起作用。

     ……

    几周前，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科学家发表了另一份令人欣喜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人一生中的幸福曲线是U型的。论文对80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员工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多数人起初感到幸福，之后则开始不开心，到44岁时达到谷底。而到了50岁出头，我们重新开始感到幸福，到60多岁和70多岁时会更加幸福。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为何我们距离死亡越近越感到幸福。我猜，这主要是由于雄心和预期的压力慢慢减轻。我们不再追逐那些我们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我还没真到那种程度，我的多数同龄人也没有。雄心仍在澎湃，前景也非常不确定。但如果我们紧紧把握，我们会很快走上U型的上行曲线。我们不需要职业培训。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过了元宵节，这年就算过完了。大家拿出积压的鞭炮，和剩下的热情一起放掉，噼哩叭啦的，烧红了北京城的半边天。

    默默地看着天空，亮了，又熄灭，五彩斑斓和黑暗交替在眼前，突然萌生出很多感触，红的紫的青的蓝的绿的，什么都有。

    和老朋友一起吃饭，听他讲过去的事情，将一个个细节理出来，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用断断续续的语言讲出来，挖了个坑，又深深地埋进去，就结束了那段历史。我很高兴，因为当你能够作为局外人讲述一段故事的时候，你就已经从中解脱了，救赎了自己，不管它是多么不堪回首或者无地自容，你早已站在了那个漩涡之外，看着好看的波纹流眼泪。

    给女友买了五支玫瑰，代表着这是我们共度的第五个年头，心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早已时空错乱，不知道那些片断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可它们却又是如此真切，闭上眼睛，都历历在目。人生若只如初见，又如何？经历风雨，一路走来风尘扑扑，放眼前方路也茫茫，站在这里，有你，心里感到坦荡、舒适，从来就不应该在乎过去和将来。也许激情早已在岁月里燃尽了，看着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也不再觉得感动，可是这种左手牵起右手的熟悉的幸福，才是人生中真正值得珍惜的感情。

    拿起吉他，前段时间手指磨出的茧子早已消失掉了，学会的唯一一首曲子也弹不出来，看来进军娱乐圈还是任重而道远啊……其实，我只是想在多年以后，再次弹起这首曲子时，能够伴随旋律找到年轻时的感觉——那时候，我很穷，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又什么都拥有。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上海、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深圳报道

一家地产中介机构关闭了数百家门店，另一家地产中介机构的所有者潜逃；地产开发商取消了融资计划，债务利差大幅扩大；房价大幅下挫——这些听上去像是最近美国房地产市场中发生的事情。

               村居

         【清】 高 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小学课本里的诗，今儿看“幸运52”，里面有道题目是:“草长莺飞二月天”后面一句是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没答上来，那个参赛选手也放弃了。公布答案的时候，突然觉得这句子好亲切，仿佛一个童年的玩伴突然出现在面前。稍微想想诗中描述的那场景，便从头爽到脚，跟睡醒了觉伸个懒腰一般。

     说真的，小时候那些事情离自己很远了，那时每天过得忽忽悠悠的，就是成天算计着怎么才能少花点儿时间做作业，多瞄两眼动画片、电视剧，怎样才能在班上漂亮的小姑娘面前显摆显摆，跟她们多说两句话，或者琢磨到哪儿弄两张好看的贴纸，贴到自己新买的铅笔盒上。老师一朵纸剪的小红花都能乐上半个礼拜。

     现在呢，都开始想怎么攒钱装修房子了……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哦，难！朋友也一个个地走上了结婚生子奔小康的道路，成天抱怨领导不对付、同事不和谐、兄弟不友善、老婆不理解……以后的路啊，更难！可是明明知道前面的道儿越走越颠簸，越走越崎岖，还是要硬着头皮往上爬，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经历的多了，也就不犯愁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嘛，越活越开朗。怪不得人家古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啊，想起那会儿自己成天一幅苦大仇深忧国忧民的样子，真想啐自己两口。 

     晚上跟爸妈打“斗地主”，某个瞬间，我好像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他们俩都陪着我玩儿，让着我，逗我开心……可是一眨眼的功夫，俩人就掐起来了，为“擦地的墩布上应不应该撒消毒液”争的脸红脖子粗，我只能赶紧打圆场，逗逗这个，哄哄那个，生怕对哪个照顾不周。

     我算明白了，以后啊，也甭想装嫩了，——我就是柱子，要顶着一家人的屋顶，撑起三家人的天~~我这小体格，还得趁早练呢。

     草长莺飞二月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两岸猿声啼不住，

     夫妻双双把家还。
     罢了，罢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是不定词。不知道谁看到孔子对冉雍太好，有点不服气，就对孔子说，你经常说冉雍非常好，他人是蛮好，仁慈、爱人、宽宏、厚道，优点不少，就是有一点，说起话来不大动听，态度上也不随和。——“不佞”，这个佞字的意义，以现代话来解释，就是既会吹牛又会拍马。不佞就是口才不好，态度也不很随和的样子。

    孔子听了这个人的话后，对他说：“焉用佞？”——一个人为什么要耍嘴皮子呢？“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他说耍嘴皮子是最可怕的，会讲话的人，常犯一个毛病，喜欢用嘴巴得罪别人或刻薄别人。说话刻薄别人的人，常常被别人讨厌，有时言语给人的伤害，比杀人一刀还痛苦。所以“御人以口给”，用嘴巴和人家对抗的人，常被人讨厌。于是他进一步说：“不知其仁，焉用佞？”假如一个人没有做到仁的修养，光是利嘴有什么用么？这一节首先讲明人格修养的标准；其次说明了孔子再三强调以冉雍榜样的道理。

    在街上，

    一只公鸡，

    仰着他高傲的头颅，

    走在满是鸡毛的地上，

    美丽的羽毛

    在夕阳的余辉下发着光。

 

    他的兄弟们，

    被先后割断了喉咙，

    被拔去了满身的毛，

    被浸泡在开水里，

    发出最后的哀鸣。

    他们的挣扎显得很无力，

    无力的令人颤抖。

 

    脚下的羽毛，

    昨天还在身上抖动着，

    今儿已经和泥土混在一起，

    残留着它们主人的血迹，

    和腥臭   

    构造噪杂的现场。

    肉体

    失掉灵魂的肉体，

    在锅里被煮烂，

    化作盘中餐。

 

    一只公鸡，

    等待着不知何时

    自己的命运被宣判。

    被毫无道理的宣判，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立即执行。

    他没有上诉的机会，

    甚至无法申辩。

    听众？

    是那只发抖的鸭子，

    也在可怜巴巴的等待，

    祈祷着屠宰的刀先一步割向公鸡而不是自己。

    命运，

    当悲壮的命运交响曲奏响时，

    他却毫无力气。 

 

    一只公鸡，

    高昂的头颅，

    高傲的头颅，

    踱着方步。

    他不发出任何声音，

    不是抗议，

    也不是消极。

    他高傲的头颅，

    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害怕，

    甚至还有几个调皮的孩子，

    捡来小石子儿投向这个仅仅能够移动的物体。

   

    公鸡啊公鸡！

    只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一只公鸡，

    他选择了高贵。

论法的精神

前言：我本身是学商的，却在这儿“论法”，实在没什么大的出息。只是最近看了一些东西，有了些想法，想把它们落实在文字上。但写作之前也没有查阅过任何具体的文献，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实在没什么理论基础，里面必定有些地方不知所云，所以请专业人士不要见笑，非专业的也就图看个热闹。

~~~~~~~~~~~~~~~~~~~~~~~~~~~~~~~~~~~~~~~~~~~~~~~~~~~~~~~~~~~~~~~~~~~~

法，自古有之。早在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王国就有了人类史上第一部法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中国也在春秋时期就有“铸刑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法”。但是这些所谓的法典，大都是些树立统治者权威的惩罚性训条，以“如若……就会受到……的惩罚”为基本逻辑，很难和我们今日所说之“法”联系在一起。

我们经常说“法”，其实是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体系下的法，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其精髓。孟氏写过《论法的精神》，倡导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认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专制则是对人性的蔑视和对自由的践踏。此后，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实践了该书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的基本原则，至今都是西方国家法律体系的根基所在。

       与孟德斯鸠生活在同一年代的卢梭写作了《社会契约论》，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可以成为《论法的精神》的前传，它为后者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论法的精神》是全体国民的大学课程，那么《社会契约论》就一定要在高中时期学完，这样才能融会贯通，理解法的实质。

为什么我国的法制建设总也无法彻底完成？我认为，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外，还和民众的思想有关系，他们对法的精神不了解，不认同，不尊重。说的更深入些，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进化为一个完全的“契约社会”，——人和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从来都没有将“契约”看的至高无上，而总是一味的漠视，直到有一方受到了损害，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才想起“法”，想起向社会索要“公平、公正”，颇有些“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大多数人，是从来不信“法”的。

他们信什么呢？信“权”。有权的人使用”权”，将它置于法律之上；没有权的人呢，畏惧“权”，向它委身屈服；等到没有权的人获得了权，他们也把先前的经历抛到脑后，肆无忌惮的放纵“权”。悲哀啊。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平等。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遭受封建集权的禁锢与压制，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平等。因此，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里，大家都不具备平等意识。这种现象是可怕的，它直接导致了一个“恃强凌弱”的社会。当你具备了“高人一等”的能量，你就去肆意践踏别人；受到践踏的人却敢怒不敢言，跑到背后“捅刀子”，骂街，砸人玻璃，发牢骚，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公正的途径去解决，——事实上社会留给他们的选择也很少。这样的社会容易产生两类人，一类是恶霸，一类是顺民。恶霸的危害不用说，顺民多了也是很可怕的。顺民最大的缺点的是“冷漠”，对于社会之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是弱者；这个社会呢，也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公共事务要“有权势”的人去管，自己不要插手；有时候顺民们甚至还要去破坏一些公共的福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发泄自身的怨气。而他们不知道，越是“不插手”，社会的天平越是向远离他们的一侧倾斜。

法的精神，首先应该是平等的精神，保障每个人在机会面前的均等，人格上的互相尊重，地位上的不分尊卑。单单是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就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进行广泛的国民教育，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以及为保障权利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平等意味着没有绝对的权力，没有世袭的权力，也没有专制的权力。有什么呢？有的是相对的权力，民授的权力，公正的权力。在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没有“官”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执行者”和“服务者”。你为什么能当“官”？因为人民让你来当。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这样解释，才算有了合乎情理的说法。没有官也就没有“权”，大家就更多的依赖于“法”。等到什么时候平等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人民就不会去相信“权”，而转而相信“法”。

由平等推及而生的，是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平时所说的自由散漫，无所约束，而是对物质和精神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力。在物质上，每个人都有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权利，对已获的财富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只要不对公众利益或者他人利益造成损害，他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财富，而他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干预和剥夺。在精神上，人们可以产生和陈述任何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言论，交流自己的思想，当然前提也是不会威胁到公众或他人的利益。没有无限的自由，因为个体绝对的自由意味着他人的不自由，所以我们需要有约束大家行为的集体标准。——所以，我们提出“法”，要建设法制社会，实现法治国家，用“法”来维护民众的平等和自由。

既然要成为公众的标准，那么这个“法”就不能是由一部分人来制定，因为这样产生的法律，必然是有利于这一小部分群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受到侵犯，社会的效率也会遭到损害。所以，公民要享有“立法权”。这个权力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法”不同于古时候的“法”，虽然还是由统治者立法，但是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扩大了，统治者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获得了他们的“选票”。选票象征着“选举权”，大家十几亿人不可能一起去制定一部法律，就是几万人凑在一起也会出乱子。怎么办呢？实行代议制。大家选取自己的代表来发言，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里面其实有个隐含的“契约”在里面，也就是被选出来去制定法律的人员是得到了选取他的民众赋予的权力，所以必须“代民而言”；如果他不履行这个义务，就要被剥夺这个权力并且受到惩罚，对选民进行赔偿。如果这种情形发生了，选民依靠谁来惩罚他呢？靠手中的选票，等到再次选举的时候，把他选下去，还要用公众舆论来谴责他。因此，法制社会中的任何职位都不应该是终身制，而是聘任制，有一定的期限，期限到了之后进行选举，如果不合格就无法连任。

法律确立之后，需要有人来执行，于是便有了“司法机关”。在现代社会体系中，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抑制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和蔓延。一部法律要确保其被执行，需要有专门来执行它的机构，并且不断强化此机构的权威。因此“司法要独立”。这个话题在中国也是老话题了，事实上从未真正实现过。可以试想一下，一个足球场上，裁判的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因为他确保整个比赛的进程公正无误，但是现在我告诉你，裁判是被参加比赛的选手花钱雇来的，最后给多少薪水还要看他的“执法水平”，如果这个裁判不合适，将被立刻解聘更换新人……你还会相信这个裁判能公正吗？反正我是不相信的。可是，这就是现实。司法系统处于行政体系内部，司法长官由行政首长任命并对行政首长负责，反过来还要他对行政人员进行监督。在这种社会机制下，谁会去信任这个司法长官呢？又从何谈起民众的法律精神？

说了这么多，仿佛绕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地。就像是说，我们的法制社会建不成是因为民众缺乏法律精神，可为什么缺乏法律精神呢，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权大于法”的社会。这个逻辑编程的人叫“死锁”，通俗一点，说了等于没说，跟放屁一样的。可是我放这个屁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说明我国成功实行法制的前提是“法”的精神得到确立，而“法”的精神落实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行政权就会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权力意识也就伴随着种种社会现象深入人心，这必将导致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平等、自由的观念，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与认同，政府决策也就没有了民意导向，从而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制度，永远是保证精神和思想落实到实处的利器。法的精神，必须有制度来保障。没有合理的制度，仅仅叫嚣理论和思想，只是自欺欺人的空谈。

    半夜被屋里的暖气热醒了，却没法子再睡过去，索性起来。

    已经是年三十了，明天是春节，终于要走到我的第二个本命年。十二年算个轮回，这下子我也轮了两回了，如果能活72岁，人生已然用去了三分之一。

    想一想还真吓一跳，时间是这么虚无而迅速，在它面前我们总是显得无奈和呆板，——每天过的忙忙碌碌，到头来却又似乎抓不到什么。

    过去的这些个日子，有人走了，有人进来，还有一直留在身边的，——面对时却也变了味道。当年相信的一些东西，依靠的一些人，不再执著，闭上眼睛又总是浮现出来，所以灵魂就那么无依无靠的站立着，尴尬。

    首先是城市的变迁，从求学伊始，离开家，离开从小生长的地方，断了根，又在新的地方生长，发芽抽枝，蓄出些枝枝蔓蔓。可到头来终归要奔波在两个空间，面对不同的人，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未来，却从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身在何方。

    在成长的过程里学会自我否定，那些幼稚的思想，单纯的感情，市井之下的习气，都慢慢被抽离去，拉到外面鞭笞，被打得面目全非；可是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复杂的情感，良好的道德情操又迟迟无法树立与修正，就像民主革了封建的命，把旧的抛掉了，却还从未见过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想要担负更大的责任，但是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在这个社会上拼命立足，挣扎一片自己的天地，但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依附，没有路途。心比天高的豪言壮语之下被束缚住了手脚，像个木偶，总也没办法自由的动弹。

    好在有未来。不管这未来是始于心，还是始于行，都在慢慢改变自己的境况。

    几年良好的教育，使得我们具备了谋取生活的资格与能力，羽翼渐渐丰满起来；过去的24年总还是有好的东西被保留下来，积累了友情和爱情，加之永不变更的亲情，形成支撑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从来没有放弃成功的信念，尤其是当即将踏入社会的时候，即使怎么筹划都无法把自己准备的完美，可至少迈出这第一步时，心里是有准备的，做了好的希冀，也有最坏的打算。

     都说本命年犯太岁，诸事不顺，爱倒大霉。所以需要谨言慎行，拿起孔老夫子的法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即将来临的一年里，要胸怀大志，脚踏实地，为接下来的12年开个好头儿。

     在此，祝愿所有度过“本命年”的兄弟姐妹们鼠年行大运，过个“和谐本命年”。

     其他属相的人呢，就跟着引领潮流的我们，欢欢喜喜的过个“吉祥年”吧。

网络虚拟物品消费动机调查

  http://www.my3q.com/go.php?url=sishuixuan/1254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为了完成本人的硕士论文，现需大家帮忙完成该份调查问卷。

 

其中，虚拟物品具体包括网络游戏或社区中的虚拟金币(货币)、虚拟装备(武器、装甲、药剂等，即“item”)、虚拟动植物(宠物、盆景等)、虚拟角色(虚拟人，ID账号)等。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本问卷的受访者应该是曾经购买过上述物品的人员。

 

如果您符合此项标准，请点击网址进行作答；如果您未曾购买和使用过虚拟物品，请将此文转至身边适合的朋友处。在下感激不尽！

 

感谢您对本次调查的支持，如果您对研究结果感兴趣，请发邮件至xuhua404@yahoo.com.cn，待论文完成之时，定将其与大家分享。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Chris

      一部电视剧，59集，连续看完，历史的苍茫和灰灭之感自然升起。用一位被“哲学”精神“败坏”了的学长的话来说，“历史”真的像是无意义的。历史，就像川上的夫子和河边的赫拉克利特所看到的，乃是充满变易流动的场域。“哲人”满心追求永恒不易的东西，但对于有朽的人类而言，历史仍是不得不停留的家园。一个追求理想共和国的人恐怕永远难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但如果向往共和理念的现实性，他就必需把自己挑剔的眼光投向历史。而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尤其当他的政治旨趣被美好的共和理念所吸引，当他拿一双云中的眼睛打量云下的国度，当他超出历史之外再返身观照一个从所谓“君主专制”的国家如何一步步“走向共和”，其心中况味更是复杂难言。事实上，历史是一条忘川，当你踏进去后，常常会感到忘言。
　　
　　《走向共和》一剧的结尾是匆匆的，就像很多历史剧或很多历史书一样，在何处结尾，确实是一个问题。历史在本质上并非封闭之物，它的无限绵延使历史剧或历史书在何处结尾并非至为关键，因为，历史的每一个部位都是开端和终结的综合。但这只是就历史本身而言，对于喜谈历史的我们来说，尤其当我们谈论一些具有观念意味的历史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把握历史中的确定性。那么，“走向共和”，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
　　
　　《走向共和》的匆匆结尾发生在袁世凯死后。袁世凯手下的军阀头头们开始争权夺位，孙文领导的革命党人不得不掀起新的革命浪潮，曰“革命尚未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共和国才在1949年得以真正确立。袁世凯一死，戏就基本完了，这至少从表面暗示了，只有袁世凯才是这部电视剧最为关键的人物。事实上，袁世凯的戏分确实是最多的。袁世凯与“走向共和”是什么关系？
　　
　　理解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具体时代。理解剧中的袁世凯，必需先理解何谓“走向共和”。大而化之，“走向共和”就是孙文所谓的“世界潮流”，或者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说的“时势”所在和“人心”所向。无疑，“共和”在这里是与“专制”相对的，这种二分法颇似马基雅维里对于政体的划分——他把历史上出现的政治体仅仅分为两类，不是君主国，就是共和国。然而，很明显的是，我们的电视剧编导人员赋予“共和”与“专制”更多的伦理意味和感情色彩。之所以要“走向共和”，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因为它内含一种道德的正当。“走向共和”的必然性为正当性所证明，正当性为必然性所加强。这里隐藏的历史观是有方向的，它是科学和伦理的统一。也正是站在这一基础上，才有所谓的革命、改良和保守之分。
　　
　　然而，这仍是从今天回身返观。处于当时具体历史中的人物是怎么看的呢？感觉灵敏的观众会同意，此剧的一个深切意图就是希望站在“剧中人”的立场来演绎这段历史。不管是革命派、改良派和保守派中的哪一方，都要由自己来说话，发出真切的历史声音。凭借这种“同情的理解”，此剧把浓墨重彩涂抹在了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身上。他们肯定不是革命派，但也不是保守派，甚至也称不上完全的改良派。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政治家”。与他们相比，如慈禧那样的保守派，如康有为那样的改良派，如孙文那样的革命派，都显得性格呆板、立场确定、方向单一。并非说如李鸿章和袁世凯者就没有性格、立场和方向了。对于处于复杂政治生活、处理具体政治事务的他们而言，真正政治家的性格、立场和方向也是清晰的，那就是：审慎、明择和权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政治生活需要的是实干，而针对具体特殊的政治生活场景的不同行事决策，难免显出不可一眼看穿的复杂面相。
　　
　　这种复杂性最为适用于袁世凯，以致他的政治行为似乎总是具有投机性，正如他所言，他在政治生活中从不做一揽子买卖，而是万事留有余地。因此，对于能否称袁世凯为“政治家”，不能不引起世人的疑问。说他不过是一个“政客”，似乎又看小了他；历史的论定好像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奸雄”，一个曹操一样的人物。但“奸雄”就不是政治家了吗？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是：“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李敖曾为黄兴做翻案文章，言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之创，黄兴之功最大。这里姑且不作评论。从袁世凯的论人之言中可以看出，实干和胆识都是他极看重的东西。观诸剧中，我们的袁世凯在实干和胆识上都是不让于人的。事实上，前有两任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荣禄保举袁世凯继任，后有南洋大臣张之洞以老衰之身谏护袁世凯免死，在在显示了袁世凯对于清末政治的重要性。他们看重的都是他的“能干”，举朝上下，衮衮诸公，能为国家担当大任，实干以效力者，非袁世凯莫属。
　　
　　李鸿章似乎有望从“卖国贼”的称号中摆脱出来，被赋予作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事实。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比较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时说，以人而论，李鸿章远在伊藤博文之上，但以际遇而论，李鸿章就远远不如伊藤博文了，倘若易地而处，李鸿章将做出更为巨大的功绩。《走向共和》一剧便是力图展示清末宫廷的腐朽和衰败，乃至不可救药，如曾国藩那样的“中兴之臣”倘若生于彼时，恐怕也无力回天吧。李鸿章就在时时处处地效法自己的老师，希望为大清天下做出一番业绩，但际遇不同，焉能同日而语？不过，李鸿章究竟因此活出了一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
　　
　　在某种意义上讲，李鸿章的死亡就象征着大清朝的覆灭。人在，天下在；人亡，天下亡。张之洞最后在愚蠢执拗的摄政王前的倒下，更是彰显了这一层意思。最后的两位元老，是大清朝贡献给后人的财富，他们的精神不因清朝的朽坏而与之俱亡。张之洞在殿前的那次自陈是震动人心的。他说，我是有私心的啊，活了一辈子，都在地方上任巡抚、总督，从来没有到京任官，心有不甘啊，何况自己还是功绩卓著的三朝元老呢。所以，他从不敢得罪任何京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京官。但他现在不在乎了，因为大清的江山都快玩完了。所以，他这个将死之人只想说一些有利于国家社稷的话，而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对“政治”负责任的人的形象。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永远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李鸿章和张之洞最后都把天下的重担押在了袁世凯身上。但李鸿章并非没有忧戚，他看到了袁世凯的才干，却没看到袁世凯的品德，感慨言之，想为国家找到德才兼备的人，难啊。从一开始，袁世凯就没有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截然分开。小站练兵，是他的发家史真正的起点。他是一个眼中只有外在功绩的人，因此，他投向新得志的翁同龢并试图说服李鸿章弃职的那一段戏颇具意味，但奇怪的是，李鸿章并没有以此为恨，或者说，他并没有出于一己的怨恨而舍弃袁世凯不用。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李鸿章把袁世凯看得很透彻，可以说，袁世凯的行迹正说明了他的判断何其准确，但他明白，理想的人物正如理想的政治，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面对即将倾覆的一个烂摊子，总要有个人维持和支撑着，因此，他最终把象征着兵权的金手枪交送给了袁世凯。这就是政治的嘱托。
　　
　　袁世凯的政治智慧在于他对人性的各种缺点洞若观火，他压根儿不相信所谓的完人，所谓的大公无私的人。这是他运用各种权谋手段的人性论预设，而他在政治生涯中翻云覆雨的经验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的确定无疑。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康有为在剧中就被多少塑造为一个野心家的形象，他对弟子是专制独断的，他对皇帝则是近乎愚忠的。但仅仅把他理解为一个“小人”，显然又是不当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即便是慈禧，她的自私、狭隘和顽固也往往是打着誓保大清江山的名义。有的人假高尚之名营个人利益，有的人却从来不认为人会有多么高尚。袁世凯属于后者。在他看来，孙文所谓的“天下为公”不知所云，任何人的言行背后都隐藏着卑鄙的自私自利。如果说袁世凯最终使人觉得不够资格称为一个政治家，这是根源所在。
　　
　　李鸿章对袁世凯感叹，你啊，才是不缺的，但就是德啊……袁世凯的问题所在，归根到底，就是私欲过于膨胀。但国家就是需要他，而且他确实也为国家做了不少功业。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瞿鸿机，他最后终于恍然大悟：像他那样貌似大公无私地为朝廷办事的人，其实并不得好，因为在一人一家的统治之下，慈禧要求的是对于她而非大清天下的忠心——她就代表了大清天下。他还举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他就像慈禧的大儿子，勤恳劳苦，鞠躬尽瘁，但并不得她欢喜，而袁世凯就像调皮捣蛋的小儿子，才是真正的“宠臣”。一个“宠”字，道尽一切。政治生活离不开道德修养，但如果把政治生活变成了道德修养，瞿鸿机的下场就预示了其结果。然而，瞿鸿机在袁世凯料想不到的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他想在败坏的清末政治舞台上保留下一些东西，使时代看起来不至于完全黑暗。什么东西呢？高尚的人格，即便是也不能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人格。个人利益者，本来就是个人兴趣所在罢了。
　　
　　袁世凯是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是忠于大清，也不是忠于慈禧，或者忠于李鸿章、荣禄等，他忠于的是自己的前途和利益。他固然为大清办了些实事，但练兵也好，废科举也罢，更不用说“拥护共和”了，他一心所谋的都是个人利益而已。他把一己之私欲和野心置于一切之上。他在登基前与妻子的一段对白颇有意思。他说，如果一个婊子做了皇后……她答：如果一个痞子做了皇帝……但即便如此，袁世凯与她的一段感情戏还是颇为感人，袁世凯的形象也正因此更添丰满。事实上，即便是自以为完全自私之人，生活中也有超越私利之外的地方，只是袁世凯对此不大明白。他最后像个孩子一样无辜地问：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孙文，而不喜欢我？当他一手培养壮大的段祺瑞暴露出狼子野心更胜一筹的真面目时，他无比气愤，大骂“狗”，口吐鲜血。事实上，人皆承受不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代价。
　　
　　袁世凯与“走向共和”的关系，从全剧看来，实在暧昧得很。他在主观上从来没有拿“共和”当回事儿，但他参与了戊戌变法以后的晚清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环节，并在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位置，而他为了获取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而顺应“潮流”所做的很多事情，客观上确实又有功于“走向共和”。俗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袁世凯是一个对具体历史时刻保持无比清晰认识的人，并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都是相当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成就了他的巨大权力野心，而且使他成为李鸿章之后唯一兴利除弊，不仅有功于清廷而且有功于共和的人。但只有一件事情他算错了，那就是：称帝。他的明智决断最终屈服于恶劣膨胀了的欲望。杨度刚回来时，有一天被他带到赌场，开始的赌局皆输，唯最后一手方赢，然而由于最后一赌乃是拼却全部赌资，故虽输多赢少，但只赢关键一次，便满盘皆赢。袁世凯就拿这个道理说给杨度听。他也就是这样一个赌徒。只是，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赌博与此相反，赢多输少，然而最后输了关键一次，便几乎满盘皆输。
　　
　　真正的政治家多少有点虚无和迷信之感，但他们的赌博所押上的资本并非仅仅一己的利害得失。只有当一个从事政治生活的人意识到，他的一言一行都事关超越于个人身家性命的国家利益，他才可谓具备一种政治家伦理。袁世凯很清楚，玩儿政治的人应该服膺的道德跟一般老百姓的常人道德不同，但他至死大概都不明白，掌握政治这门技艺的关键在于对政治生活的目的的理解，否则永远称不上一个政治家。不明白所言所行为何才堪称正当，自己也不过是政治生活的赌博中的一枚骰子而已，身不由己，死不甘心。而所谓“共和”，其目的不过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已，一点儿也不玄乎。道理很简单，可要把它变成活的政治伦理，融入每个从政者的政治生命之中，又谈何容易！以此而言，孙文所谓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便不是多余的话了。
　　
　　在至少表面上显得和平而发展的年代，理所当然应防止历史剧的兴起所可能具备的粉饰效用，以古讽今当然也不是最为正确的态度，但我们现在还应该避免走入另一个好像情有可原、实却极其危险的境地，就是：拿历史为现实开脱。理由很简单，我们共和国的根基尚未安稳，我们仍然在“走向共和”的途中。“走向共和”并非一揽子买卖。但愿这是多余的废话。

   （转自天涯）